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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五章,起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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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国内的形势这段时间变化得格外的快,26年下半年,北伐战争开始,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,到年底的时候,西路军已经彻底打垮了吴佩孚,夺取了武汉,在东路,常凯申的军队也已经拿下了浙江和江苏,占领了南京,兵锋直逼上海。

   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,KMT和我党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了。因为此前一系列的退让,党在军队中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了,中山舰事件之后,党的力量几乎从军队系统中完全退了出去。这使得一旦KMT有什么举动,党就脆弱得缺乏应对的手段。

    于是在党内,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,在KMT那边,“清除TG分子“已经成了公开讨论的话题了,因为我党的一些农村政策,KMT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经开始用武力方式来解决农会之类的组织,以“维护治安良序”的名义开始枪毙农会骨干了。

    而在我当党内,一些更左一些的同志,受到这个刺激,越发地想要在农村推行相对激进的改革,他们组织农会,要求立刻实现“三民主义”当中的“平均地权”。并且加紧在乡间斗地主,分田地,以及组织农会武装。

    这些同志的想法其实也有一定道理。既然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,那党就必须寻求能给自己支撑,成为自己的力量来源的支持者。中国的正宗的工人阶级其实是非常小,非常弱的,能够给党提供的力量是有限的。在一些同志看来,KMT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还没有直接反革命,那完全是看在苏联人的卢布的面子上。

    所以他们觉得,他们必须尽快拥有真正的能被自己掌握着的力量,所以,包括澎湃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开始在农村组织农会,开始打土豪分田地,而且因为他们感到局面紧急,所以推行得也的确是有些简单粗暴。

    而这个时候,北伐军的整个构成已经和东征那会儿非常不同了,随着“中山舰事件”之后,我党的人员从军中退出,北伐军的上级指挥层已经基本上都是旧军阀人员了,而基层的指挥官也都是“地主家的小儿子”之类的人物了。

    尤其是常凯申手下的第一军,更是如此。而随着北伐军控制的区域的扩大,这一矛盾越发的尖锐了起来。我党的一些同志,试图扩大农会的影响,在新占领的地区组织农会。而北伐军的不少军官,都是来自这些地区的“地主家的小儿子“。而这些地区的地主本身往往也有人有枪。于是双方之间的矛盾越发的难以控制。

    一方面矛盾已经非常尖锐,甚至在很多地区,双方已经刀枪相向;另一方面,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某些同志依旧希望能够弥合双方的矛盾,以免葬送了大革命兴兴向荣的好局面。

    在26年底到27年,我党和KMT联合,在上海连续发动了三次工人起义。第一次实际上操之过急,结果失败了。第二次是在北伐军拿下了嘉兴,距离上海已经不远了的情况下进行的。起义队伍一度和军阀武装形成了僵持的局面,但是已经逼近到上海近郊的北伐军却突然停了下来,而原定一起起义,甚至是起义种的重要主力的KMT钮永建的便衣队却突然退出了战斗。结果第二次起义再次失败。

    不过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,但是对党组织带来的破坏去也有限,因为孙传芳、张宗昌手下的那些军警自己惶惶不可终日,也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趣去追查这些事情了。毕竟,孙大帅败局已定,做事情太认真了,万一人家将来拉清单,那可怎么办?

    一个月后,北伐军慢慢吞吞地对上海形成了半包围,北洋系的力量开始从上海撤退。于是常凯申的第一军也准备要进入上海了。

    而在上海,第三次武装起义也在筹备中,党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伍豪同志任总指挥,他党的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、赵国富一起负责领导工作。

    伍豪抵达上海之后,当天晚上,上海总工会的汪守华同志带着一位朋友找到了伍豪。

    “这不是王九爷吗?快请坐,快请坐。您深夜前来,是有什么事情吗?“来的那个”朋友“正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斧头帮主王九光。

    “伍先生,我听说您来上海是打算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。”王九光坐了下来,直截了当地说。

    伍豪看了一眼汪守华,汪守华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“伍先生,你们此前已经有过两次起义了。如今您突然来到上海——虽然您化了装,但是既然您是从码头上过来了,我也不至于不知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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