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學衍義卷第三

間事，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？此宏之所以深惜也。

    漢文帝時，賈誼爲長沙王傅。歲餘，文帝思誼，徵之。徵，召也。至，入見，上方受釐，坐宣室。釐，福也。宣室，殿名。上因感鬼神事，而問鬼神之本。誼具道所以然之故，至夜半，文帝前席。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，故坐久相親則前席。既罷，曰：‘吾久不見賈生，自以爲過之，今不及也。’

    臣按：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，鬼神者何？陰陽造化之謂也。帝之問及此，其有意窮理之學‘學’，原本多作‘斈’，下同。乎？誼具道所以然之故，帝爲之前席，其必深有感於心矣。惜史氏之不載也。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，在孔門惟季路問事鬼、宰我問鬼神，其他門人髙弟，大抵問仁、問孝、問政而已。蓋幽明二致，而其理一原，知仁義則知陰陽，能盡性則能至命。誼之對亦嘗及此否邪？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，帝爲之惑，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。帝有窮理之心，而誼無造理之學，故君德成就終有愧于古。吁！可惜哉！

    武帝即位，舉賢良文學之士。制曰：‘朕欲聞大道之要，至論之極。’董仲舒對曰：‘強勉學問，則聞見博而知益明；強勉行道，則德日起而大有功。’

    臣按：強勉學問者，致知之事也；強勉行道者，力行之事也。《中庸》曰：‘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’學問思辨，皆求以知之，篤行則所以行之也。又曰：‘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’者，強勉之謂也。仲舒之學蓋有見于此，而帝不能用也，惜哉！

    又曰：‘曾子曰：“尊其所聞，則髙明矣；行其所知，則光大矣。髙明光大，不在乎他，在乎加之意而已。”願陛下設誠於内而致行之，則三王何異哉？’

    臣按：武帝之於道，徒聞而不尊，徒知而不行，此其受病之本，故仲舒箴之。高明以智識言，光大以事業言。古之聖王，有所‘所’，原脱，今據陳本、四庫本補。聞則必尊，不徒聞而已也；有所知則必行，不徒知而已也。故充其智識則髙明，見諸事業則光大，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。使帝能用其言，設誠于内而致行之，不徒爲聞道之名，要必有履道之實，則其所至，詎可涯也哉！

    又曰：‘堯發乎諸侯，舜興乎深山，非一日而顯也，蓋有漸以致之。言出於己，不可塞也；行發於身，不可掩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。故盡小者大，謹微者著。《詩》云：“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”故堯兢兢日行其道，而舜業業日致其孝，善積而名顯，德章而身尊。積善在身，猶日長‘日長’，四庫本互文。加益而人不知也；積惡在身，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。’

    臣按：西漢儒者惟一仲舒，其學純乎孔孟，其致君亦必以堯舜。蓋自七篇之後，未有及此者。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，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，繩愆糾繆，格其非心，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、窮兵夷狄‘夷狄’，四庫本作‘黷武’。之禍？又安得惑邪臣之譖、興巫蠱之獄，而致父子隔絶闕庭流血之變哉？故剟三策之言尤切者著于此，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，而實不知所以學，爲可惜也。

    倪寛見武帝，語經學。上曰：‘吾始以《尚書》爲樸學，弗好。及聞寛説‘説’，陳本、四庫本作‘語’。可觀，乃從寛問一篇。’

    臣按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，皆人主之軌範也。武帝初以爲樸學弗好，既失之矣。及聞寛説可觀，又止從問一篇，則是其弗好如故也。然聖經之藴無窮，隨其所入皆必有獲。百篇之書，無所不備，使帝於其一篇果嘗深玩而服膺焉，修己治人亦有餘用。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，是亦徒問而已，果何益哉！

    武帝詔求能爲韓嬰《詩》者，徵蔡義。上召見，説《詩》，甚悦之，擢爲光禄大夫給事中，進授昭帝。

    臣按：武帝悦蔡義説《詩》，既引以自近，又使授其子，意亦美矣。然不知義之講説，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邪？夫《詩》三百，以闗雎爲首，重風化之源也。而武帝之衛后以謳者進、李夫人以倡進，大本如此，他可知矣。故窮奢極欲，則非《鴛鴦》之義。重賦横歛，則昧《碩鼠》之戒。以天旱爲乾封，安有《雲漢》之恐懼？用讒言殺太子，不監《青蠅》之罔極。孔子曰：‘誦《詩》三百，不達于政，雖多，亦奚以爲？’武帝近之矣。

    宣武髙材‘材’，陳本、四庫本作‘才’。，好學，年十八師受《詩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。

    元康元年，詔曰：‘朕不明六藝，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也。鬱於大道，鬱，不明也。大道，謂先王之道。是以陰陽風雨未時。其博舉吏民，厥身修正，通文學，明於先王之術，宣究其意者二‘二’上，四庫本有‘各’字。人。宣，通也。究，窮也。’

    孝元帝爲太子，柔仁好儒。見上所用多文法吏，以刑名繩下。刑，謂刑法。名，謂名家者流，考核名實者也。繩，束也。嘗侍燕，從容言：‘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’帝作色曰：‘漢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、王道雜之，奈何純任德敎，用周政乎！且俗儒不達時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於名實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！’乃歎曰：‘亂我家者，太子也。’

    臣按：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，由其不明六藝，闇於大道。蓋人君不明經，不知道，則無以正心而修身。一念之不純，一動之失中，皆足以奸陰陽之和。故《洪範》以雨暘燠寒風之時爲肅乂哲謀聖之應，五者之不時爲狂僣豫急蒙之應。人主之一心，與天地相爲流通，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。蓋如此，後世人主鮮或知者，而帝獨知之，可謂卓然有見矣。然其所舉吏民之‘之’，原脱，今據嘉靖本、陳本、四庫本補。‘厥身脩正，通文學，明先王之術’者，乃寂無聞焉。夫正身明道之士，誠世之所鮮有，使帝果以誠求之，豈無一二近似者出爲帝用？夷考當時，惟一王吉初‘初’，原作‘粗’，據上下文改。欲建萬世之長策，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，帝已視爲迂闊矣。使子思、孟子生乎其時，皇皇于仁義而不汲汲于功利，其與帝枘鑿將有甚焉者。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窺見此指，其肯輕爲帝出哉！夫以德行仁者王，以力假仁者霸，其爲道若白黑之異色，清濁之異流，不可雜也。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。帝乃以霸、王道雜爲漢家之制度，可乎？且帝嘗受《論語》矣！《語》曰：‘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耻。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’又曰：‘子爲政，焉用殺？’則夫子之意，是欲人君純任德敎也。又嘗立《書》、《春秋》于學官矣。孔子定《書》，紀文、武、成康之政爲後世法，而《春秋》尊王道、黜霸術，是夫子之意，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。帝乃曰德敎不可任，周政不可用，則是《論語》不必受，《書》、《春秋》不必立也。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，獨不當求真儒而用之乎？以俗儒不達時宜，而并儒之通世務者棄之，是因噎‘噎’，原誤作‘壹’，今據嘉靖本、陳本、四庫本改。而廢食也。以髙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，是以勵‘勵’，原誤作‘厲’，今據嘉靖本、四庫本改。精爲政，雖能致一時之治，而刑餘周召，法律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卒不免基後來之禍。惜哉！

    以上叙漢髙文武宣之學。